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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知行社

社团日志

中国法学现状

2013-12-16 20:37:52    刘慕宇


学教育是传播和提高全社会法律意识、深入进行法学研究并培养直接从事各种法律工作者的主要方式。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表明,任何国家法制的有效运行以致法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赖于本国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健全。基层法院的人才需求是我们法学教育的测震仪,法官审判素质状况是法学教育的试金石,而法学教育的成效如何又关键在于法学教育模式的选择。


一、中国法学教育的规模

法学教育的规模较大,而法官的数量相比较少。据统计1992年底之前我国有135个高校设立法学专业,法律科学生40555人,(本科生27580人),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1.58%,到1998年,全国已有192个高校设有法学院(系),法学专业教学点已有333个。此外,共有成人高等法学教育点197个,中专层次的法律专业点147个。至于其他党校、法官培训学校等培养的法科学生则更多。2007年全国近1800所普通高校有630所高校设置了法律系(法学院),比1977年增加了155倍,当年在校生20多万,毕业生近12万,是1977年的448倍。

二、法学毕业生就业情况



三、国外法学教育现状

国法学教育基于这样的理念:首先,法律是建立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上的规范,只有了解了社会和社会关系,才能了解和掌握法律原理和法律实务;其次,完成学士教育后再进入法科的学生普遍年龄较大,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可以更好地理解法律原理,掌握法律技能。

美国三年制法学教育的核心训练内容是法律实务能力。这也是由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密切的制度联系决定的。首先,以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为会员的美国法律人协会(ABA)设置有专门的法学教育部门,负责批准开设法学院的申请,对法学院教育进行评估。其次,获得法律人协会认可的法学院毕业生才可以参加各州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再次,法学院的教授们大都是法律实务出身,具有职业资格和丰富的实务经验。很多教授在教书的同时,还兼职代理案件。同时,美国法学院还聘请很多专职律师到法学院讲授课程,美国法学院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未来的法律从业人员,课程设计主要围绕法律专业知识和法律实务技能两方面展开。由于美国是判例法国家,判例成为实际的裁判依据,同时,成文法也需要判例作出司法适用解释,因此,如何分析判例就成为法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为了让学生学习掌握浩如烟海的判例,教授经常在课前布置大量的案例阅读预习。一般来说,每个学生每天需要阅读一百页左右的案例材料,只有做好课前预习才能在课堂上听懂教授的讲课内容。

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教授进行启发式的授课,通过教授提问、学生回答的方式对案例进行分析,勾勒出案件的分析过程,这就是所谓的“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为了便于教授和学生之间的讨论,美国法学院的教室多是以讲坛为起点的椭圆形设计。

在美国,法院采取对抗制的庭审模式。刑事案件中控辩双方完全平等,民事案件中,原告被告地位一样。这些都要求出庭的律师或者检察官具有很强的表达说服能力,要向那些担任陪审员的普通老百姓说明案件事实,解释证据,要说服法官和陪审团接受己方的观点和立场。这样,律师能否打赢官司,不仅仅取决于对案件事实的发掘和对法律的理解程度,而且取决于在法庭上的表达。因此,优秀的律师往往针对不同对象,进行不同风格的表达和演示。法学院也围绕这些要求开设课程和展开训练。

例如,法学院开设有法律写作课程来锻炼学生的书面说服性写作技能,法庭辩论课程和比赛则是训练学生的法庭表达能力。特别是自上个世纪以来,美国法学院普遍开设了模仿医科实习教育的“法律诊所”实习,学生在“法律诊所”注册后,就可以在担任专职律师的“诊所教授”的指导下,像律师那样受理案件和到法庭出庭。这种训练无疑对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培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掌握了法律专业人员的表达能力,而这种表达能力往往又具有普遍适用意义,比如应用在各种政治竞选的鼓动和演说中。

四、中美法学教育比较

1、法学考试方法之比较

考试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整个教育模式的联络(或衔接)点,她决定了教育课程的设置、决定了教学方法的取舍,同时也和整个法学教育目标紧密相连。如前所述,美国的法学教育以培养实用型的法律职业者为目标,整个教育过程、教育方法都是围绕这一目标,“说理”、“讨论”、“辩论”等贯穿始终,由此决定了美国的法学考试方式以口试为主。“口试”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对症下药,现场发挥、当堂测试。同时也可针对学生的现场回答进一步追问,以便对学生进行更深入的了解,这样学生的应变能力和思辨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同时又检验了学生所学的知识。

在我国适应应试教育的需要当然以“笔试”为主,“口试”则作为一种非常特殊的考试手段。笔试的内容一般为本学期所讲授的知识,试题紧扣课本。考试的题型有主观性试题(论述题、简答题、名词解释等)、客观性试题(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等),看起来对学生的要求挺高的,但是这种考试侧重于考记忆的东西,考前突击成为可能且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结果记的快忘的也快,最终可能是书面知识没有记住,实践论辩的技能又学不到。

可见这两种考试方式的不同对学生的能力培养导致的结果完全不同。

2、法学课程设置之比较

培养目标的实现依赖于适当的课程设置,与美国法学教育培养法律职业者目标相一致,美国法学院十分强调开设培养学生能力的课程。各法学院开设的课程一般在100门左右,如代理法、契约法、信托法、会计法、反托拉斯法、不动产交易法等。这些课程根据学生的不同年级阶段而设,涉及面广,专业性强,使每个学生都能涉猎到广泛的法律知识。在美国几乎每一个法学院在第一年里都开设相同的课程:侵权法、合同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宪法、法律研究和写作,在第二年和第三年里,学生可以选修课程,而这种选修课不同于我国的选修课:选修课占的比例较大,范围广,以专题的形式开设,包括精神病学与法律、法律与社会学等,大量设置选修课的优势在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发展方向选修自己愿意学的课程并为学生获得较为广泛的知识面创造条件。此外,法学院还为高年级学生开设讨论研究课、各国法律制度比较研究、金融、心理证据处理等(这些课在我国法学院中基本不开)。而在众多的课程中教育实践课是美国法学教育的最大亮点,约占所有课程的1/6,如合同撰写与分析、民事审判与实践等。这种课程的设置既易实现美国的法学教育目标还易与下文介绍的各种实践性教育方法相配合衔接,实现多学科的教育。在课程上有许多法律职业伦理课目,如法官职业教育课、律师职业伦理教育课等。

我国法学课程设置主要考虑公共课、基础课、专业课之分。公共课其实也是必修课,由国家教育部统一规定,以所有院系或文科院系共同学习而得称,包括马克思哲学原理、邓小平理论、外语等,所占比例较大,有时比法学必修专业课的课程还多。基础课如大学语文、数学、逻辑学等。这种设置有几个突出弊端: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课程少,极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尤其是基层法院的需要;选修课少于主干必修课,课程设置比例极不合理,公共课、基础课所占比例较大,但是我们高校很少有开设法律学职业伦理课的,且这方面的教材也不多见。可见我们重政治课、法学理论课,轻法学实践课、小法类专业课。过多开设理论课也使法学实践课的开设成为“摆设”。过多的政治课挤占了学生的专业课学习时间,而过少的职业伦理课的教育使我们的不少法官经受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而加入到司法腐败者的队伍中去,结果把所学的政治理论变成几句动听的政治口号。“没有法律职业道德的支撑,就不会有现代法律职业……(我国司法腐败现象)无不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把握好法律教育的职业性特点,忽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使得司法职业队伍缺乏法律职业教育的共同背景有着重要的联系。”

专业课程设置比美国少的多,我国的法学核心课其实加上选修课也就是17—19门课,司法部定的只有14门。至于边缘学科则是很少涉及,计算机、有时加门政治经济学之类,从而造成学生知识面狭窄、基础知识薄弱、难以解决综合性实际问题。法学是一门与众多学科紧密相连的学科,如税法经济法等要涉及到经济学的东西、诉讼法要涉及到证据学、医学的许多东西,可以说每一种法都涉及到其他学科的相关内容。波斯纳指出:“法律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却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学科,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它需不断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知识来充实法律学科的发展。”

3、法学教育思想之比较

美国康奈尔大学前校长Andrew D.White指出美国法学教育指导思想:“我们创办法学院,非在造就许多讼棍,乃欲以严格之训练,提高其程度,使其将来出校之后,有高深的学问,有远大的目光,有高尚的道德,若再辅以相当的经验,则无论其为法官,为律师,为各种公共事业,鲜有不成为造福国家的法学者。由此可见美国法学院培养学生要把握深度和广度的平衡,既要求学生掌握专业知识,还要求他们有广泛的知识基础和价值观,这是成为合格法学人才的基础。

中国深受儒家文明教化,直接塑造了国人“息讼”、“厌讼”、“恶讼”的法律情结,同时法律在历代统治者看来都是“治国”、“治民”的专政工具。因此尽管法律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发展,但是法学却并没有作为一种正式的法学教育方式和形成正式的法学教育思想(当然这种局面的打破自清末民初开始)。正是由于中国缺乏深厚的法学教育土壤和法学教育思想,“所以当西方以‘民主’、‘人权’为价值基础的法律制度被移植到中国以后,这些原本被认为是人类文化结晶的东西在中国这块土壤却难以生根发芽”,而相应的使我国法学教育思想同其他学科的教育思想一样以受业解惑为宗旨,所以在这种传统思想指导下,我国“法学教育不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技术,而在于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法学教育内容并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是对法律组成部分的分析”

五、中国法学教育前景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教育都必须走向一种模式,而不能够将所有的看起来良好的制度都纳入到一国的教育之中。通过上文对我国与美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比较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我国与美国走着两条不同的路,但追求的主旨却异曲同工,都在努力寻求法律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合理性之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法律职业群体,都与司法职业相联系,并本着司法职业的要求培养逐步合格的人才。但令人遗憾的是通过基层法院法官的实践能力、职业伦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使我们看到我国的教育模式走向了与目标相背离的方向。面对法律教育中单调刻板的理论框架和枯燥无味的“填鸭”式教学方法与日益丰富多彩的司法实践和基层法院实用性人才大量需求之间矛盾的逐渐突出,使我们紧迫的认识到我国的法学教育模式到了必须进一步深化和改革的紧要关头了,并且改革的步伐不能太慢,改革的领域要深要广。如上所述,美国科学的教育方法、合理的课程设置、先进的教学理念等我们都要大胆借鉴。但是,在吸收借鉴先进经验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本土化的实现。因为我们由比较中看到:两种教育模式中的相关内容都有优缺点,并都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制度相适应,同时,模式及模式中的相关内容如教育方法也并非唯一的、排他性的教学方法。笔者建议,在未来的一个不太长的时间段里,逐渐压缩法律本科生和法学硕士生的招生规模,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确立JM教育在我国法律教育中的主渠道地位,从而理顺我国的法学教育体制和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的关系。

总之,改革法学教育,培养实用职业型的法律人才是当代中国发展与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在新形势下中国的法学教育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尤其是加强与世界各国法学教育界的合作与交流,借鉴美国的先进做法,培养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法律分析和推理能力、法律研究能力、谈判能力、诉讼纠纷解决能力等在内的实践应用型人才,以适应司法机关尤其是基层法院的迫切需要,推动法治社会的全面进步。如果没有好的法律教育模式,就不能够培养出高素质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成功的法律教育模式,其培养对象应该成为行业之内的具有思考反省能力的探寻者,既非单纯的技艺工匠也非单纯的研究型学者。惟有如此,培养对象在复杂多变的法律社会中才能具备较佳的适应能力。

总之,展望未来的法学教育—— “无论如何,法学教育都应该体现为三个本质与功能:

第一,完整的法学教育应是以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养成为核心的素质教育;

第二,完整的法学教育应是以培育法制理念和法律理念为核心的职业教育;

第三,完整的法学教育应是以塑造具有公正良知和刚正廉洁品格的法律人才为核心的伦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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